军区司令员是个高位，只要坐上去，就能享受大权。但同样地，他需要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很大的，如果没有能力，没有成绩，即便是坐了上去，也难以服人，甚至还可能影响到军区的正常发展。因此，对于这一位置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。
1967年，杨勇因犯错被撤职，他一走，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就闲置了下来。因位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，中央众干部们商议了许久，都未能找到一个合适人选。在干部们都焦虑不已的时候，林彪有了一个人选的提议，他刚一说出名字，主席就立即反问他，此人是不是四野的人，那么主席为何会有此一问呢？
1967年7月13日晚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拨通了郑维山的电话，那时郑担任的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员一职。电话里，杨的声音十分急切，让郑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到人民大会堂汇合。在大半夜里接到紧急命令，且并未明确说明缘由，这让郑有些好奇，但既然杨成武如此着急，想必定是一件大事，于是他火速穿戴好衣服，立即朝目的地赶去。
在人民大会堂里，汪东兴和杨成武已等候多时，当郑维山终于出现在他们二人面前时，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神情，紧接着，他们就向郑说明了此次紧急传唤他的意图。原来，毛主席打算南下视察，计划也已经拟定成功，第一站是武汉。不过主席在专列行驶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工作要做，因此，为了解河北的情况，特地将郑维山叫来。
郑维山时常下到河北基层考察工作，那里的情况早已留在了他的脑海中，所以他无需准备材料就可以直接向主席进行工作汇报。
次日凌晨，郑维山就乘上了主席的专列，在火车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此前整理出的详细资料报告给了主席，主席听后十分满意。若不是郑维山认真工作，又怎可能将这些资料刻进脑海中，而且还如此熟练，中间没有任何停顿的地方。他所说的数据也十分清晰。这样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主席忍不住对他夸赞了几句。
1968年的一天，郑维山按照工作安排，需赶到河北石家庄参加北京军区的庆祝活动，就在当晚，在那个本该热热闹闹，兴高采烈庆祝一番的夜晚，他被周总理叫到了招待所。在短暂的几句寒暄后，周总理就焦急地询问郑维山，是否知晓关于磁县的情况。
郑维山听后，摇了摇头，诚实地说，自己刚刚回来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总理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一边说那里的情况很严重，一边将刚收集到的资料交到了郑维山的手上。
打开文件一看，郑维山才知道，原来在磁县，存在着大批的“造反派”，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在当地发生了武斗。其中包括阻止工人修复铁路，无差别地袭击过往列车等行为。目的就是为了破坏铁路的正常运转，让铁路周边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巨大的损害。
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，郑维山二话不说，立即向中央请示，带领着士兵们前往磁县，对那些“造反派”发动雷霆攻势，将他们在短时间内一举拿下。这本是一件好事，却没想到郑维山会因此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针对。
杨勇被撤职后，郑维山被任命为北京军区代司令员，名义上没有转正，但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，而且他在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期间，一直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，坚持遵从主席制定的正确路线，严格遵照周总理的工作指示，全力保障部队的正常运营，为北京的和平与安定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努力。
但在林彪的眼中，他看不到郑维山的贡献，一味地对其施压，在北京军区会议上对他鸡蛋里挑骨头，总能找出一堆错处，主席知道后，甚是愤怒，质问林彪，为何总是揪着一个人不放？
对此，林彪没有积极反思自己，倒是为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主动找到了毛主席，强力举荐一人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。主席听到名字后，毫不客气地反问道：“是四野的人吧？”
只是一个短短的问句，林彪顿时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再不发一语。其实，毛主席和党都认为郑维山就是合适的人选。不管从个人能力，还是从思想觉悟，亦或者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度，郑维山都表现得很是出色。
在的“十年动乱”中我要配资平台，即便他遭到针对，受到不公平待遇，但他仍不忘革命理想，不向邪恶势力屈服，赢得毛主席、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信任与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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